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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王鞠躬,国王杀人三
在亚历山大·沃纳的小说《墙中窗》里,出乎意料的是,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。他在这里变身女人,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。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。“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,一饮而尽的时候,我注意到她壮的脖子上有一黑丝绒带,上面挂着块奖牌。一个月后,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。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,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,因为我知道,杀死她的是这黑丝带?恐怕这勒紧的颈带(手指稍微往里一钩,就能把她勒死)是她直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。”

 朋友死后,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,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。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。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,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,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,随后离地而去。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,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。领结是衣领下、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。我买得太轻率了,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。为了驱走恐慌,我长久地盯着它看,直到它不再干扰我。我把明信片到抽屉的最下面,一躺就是好几年。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,也不想扔掉。

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。反过来,轮到自己人时,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。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斯库打猎的爱好,有的出于自愿,有的则是不得已。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,森林里的员活动,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。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,因为厌倦了生活,在猎鹿时,趁没人注意,将一颗子弹进自己嘴里。报纸的“纸房子”说,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。我认识一个大学生,她父亲当时也在场,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。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,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,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。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、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,听到这“狩猎事故”时说:“原本是猎人打鹿,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。”我们就“上腭之鹿”编起了笑话,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,成了连环笑话:“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”或者“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,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”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,编出一篇即兴童话,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,一个一个,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,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。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,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。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:“从前啊,”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:“从前啊,和从未发生过一样。”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。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,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,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。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:“从前啊,和从前一样,当时啊,和从未发生过一样。从前啊,也无所谓怎么样。从前的某一次啊,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,和从未发生的一样。从前啊,从前的最后一次,打猎时啊,一个猎人,和别的猎人一起,不知道啊,总共是多少猎人。当四周啊,不知道方圆多少里,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,除了这一个,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?”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,句子则变成宫。

 在纵横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,猎人柔弱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,它必须碰到一只鹿,要长大,长出皮和鹿角,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真的程度,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打死。具体如下:“上腭和鹿彼此相像,像森林和森林相像,像树和树枝和树叶与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,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,正如某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。”我们有个句子宫一览表,很长,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。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,直到脑子里成一团。

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,原来的早已淡忘,但大致意思是一样的。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怒了国王。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。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,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,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。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喜悦,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喜悦。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的臭虫——窃听器。有时,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,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,审问者会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,用特工分析方法,就我们的“反动观点”个别对质,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。有时,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,翻译后的文字幽默感然无存。审讯往往要持续半天,直到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的了。审讯终于结束之后,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,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致牵连别人。我们的故事翻成罗语后,政治风险没有降低,文学却被严重歪曲,诗意丧失殆尽,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。审问时,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,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,但我必须忍住,否则就成了自我控告。

 每次,当审问者认为已将死我的时候,总会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:“你瞧,事物总是相关联的。”他说得对。但他不了解,在我头脑中,有多少事情,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违背他的。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写字台前,而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,这在我就已经是一种关联。“你瞧。”是的,我瞧见了,桌面上的许多凹痕,那是其他受审的人——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,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——留下的。连续几小时的审问,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看,这让他成了国王。他的光头恐怕需要我祖父战俘营的理发师来处理,他角和袜边之间出的小腿肚上一都没有,闪着难看的白光。是的,在他脑子里,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,但我脑子里联系的是别的东西:如象棋子中站着一只王,微微鞠躬,审问者体内也有个王,是杀人的王。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中的一次,在一个夏日的午后,刨子幽灵也来了。窗玻璃在阳光下泛着波形微光,在地板上洒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环。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,光环爬上他的腿。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,让光环爬进他的鞋,穿过脚掌将他杀死。

 几个星期后,国王不仅走进他光头上消失了的头发,也走进我依然存在的头发。我们俩的桌子中间,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,蛇一样盘旋着,比平时要长。外面风很大,光环飘忽不定。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,一忽儿又坐下,显得神经兮兮。刨子幽灵很不安,审问者一直看着它。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,是实实在在的存在,刨子幽灵只是个影子,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。他在我和刨子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。他走过来走过去,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,我感觉耳光就要上来了。但他举起的手,却从我肩膀上捏起一头发,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。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:“请把头发放回去,那是我的。”他慢慢地——像慢镜头一样——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,摇摇头,穿过光环走到窗边,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,他的笑带着回声。趁他笑的时候,我顺着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头,他真把头发按原样放回去了。这一回,国王之笑也没用,他对头发曲没有思想准备。他从马鞍上被甩得太远,落得个出丑。我感到一阵愚蠢的足,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。他的摧毁训练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,他只会按部就班,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。这一切并不真实,是纯粹的臆想,但对我有用。

 头发与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。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,会把头发放在门把手上、柜子把手上,抽屉里的手稿上,书架的书上。这是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,能告诉主人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。“差之毫发”、“发丝般纤细”、“发丝一样精确”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的用法,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。

 我在小说《心兽》中写道:“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。它们将皮扔到身后,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如果我们事后予以谈论,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。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期,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头发,埃德加说,如果头发不见了,就说明信被打开过。我心想,一头发,就这样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,深的是埃德加的,浅色的是我的,库尔特和乔治是红色的。”

 我的朋友罗尔夫·波特,准备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德国的时候,家里被秘密警察彻底翻了个遍,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。他们走后,波特拿起一把剪刀,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镜子前,剪下一缕头发和一撮胡子。七个星期之后,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其实是一次自杀演习。到德国六个星期后,他从收容所的窗户跳了出去。

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,它能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,象征迫的程度。

 所有男人,一度或永久属于国家后,都会被剃光头,比如士兵、囚犯、孤儿院的孩子,和犯了错误的学生。学校每天都会监督孩子们头发的长度——脖子到头顶的下半部分不能留头发,耳垂要有一指宽不能被遮挡。不只小学生如此,在中学甚至大学,头发的长度也沿用这个标准。理发馆按别分开,男男女女在同一间发廊理发是不可想象的。国王要求男女有别,好让他能够一览无余。  M.icS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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