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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三
文字在讲述的同时也在倾听,阅读时将我推到离事实近到几乎无法忍受的距离。汉娜·克拉尔使我们所有的评价失语,她通过提炼和对情节的安排产生一种毋庸置疑的率直,在脑海中开始回响。她笔下的事件似乎自己在讲故事。汉娜·克拉尔的高明之处在于她不加评论,却在每个句子后面无形地参与着。她无须虚构,仅仅通过对词语、词序、剪裁的敏锐感觉,令人叹服地进行文学创作。在她的作品中,事件仿佛被迫回到亲历者的隐身之处。亚历山大·沃纳(AlexandruVona)则是相反的例子,他在虚构时却给人以纪实的印象。沃纳的文字无须修饰也能熠熠生辉,他这样描写“在家的感觉”:“?我在夜的黑暗中走进房间,认出了凳子。因为我知道,这时候它一定在那里,(而且我知道,我)在同样被黑暗包围的陌生房间中不会认出它——事实上我什么都没看见。”还有“整个城市像音乐会上邻座那一动不动的剪影”或者“我在谈话时关注自己的表情总是多于对方,而我对自己的了解,并不比在对方眼中折的更多。”沃纳的文字中,失在简洁中发生,已经确认的事实重又变回陌生,扩展为范式。但他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却让人不得而知。句子在大脑中做了什么,不会示人。

 文章也可以是隐喻的,像安东尼奥·罗伯·安图尼施(AntonioLo波Antunes)的作品,将文字拼成画面,再引向失:“黑色的情绪和愤怒的忧郁化为云的色彩,在海上团成一个个靠垫,摞在一起,仿佛到处是塔夫绸的双下巴。”这是他的小说《鸟儿归来》中的句子。

 上述三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,但他们的文字都将我深深吸引,令人赞叹。他们让我跳出自己,用他们的文字重新审视我的生活。人们在赞美散文时喜欢说,这句话很有诗意,或许是因为它单独存在即能达意的缘故。但散文中的好句子只可能与诗中的好句子,而非平庸的句子相似。不论在哪里,只有好的文字才会有相似之处。“当鸟儿死去,它们的肚皮在风中朝向天空”这样的句子出现在安图尼施的散文中再自然不过。它听上去之所以是好的诗句,只因为它是好的散文句。

 在物品及表述行为而非表达思想的词汇中,已经存在太多的陷阱。然而,我又离开花边,走上铺着柏油马路的地毯。我十五岁进城,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,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。起初很吃力,尽管竖起耳朵全神贯注,还是什么都听不懂。我穿上了蜥蜴头皮鞋在街上啪嗒啪嗒,却失了自己。走过城市,感觉除了脚尖为高跟鞋存在之外,身上别无他物。我只好尽量少说话。半年以后,一切突然变了,我似乎没做什么,所有人行横道、机关窗口、电车、商店里的货物,一下子都为我学会了这门新的语言。

 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你不懂的语言,你就要和它一道去倾听。日子久了,你在这里生活的时光就为你学会了语言,这和大脑没什么关系。我一直以为,人们对词语的倾听不够重视。倾听是在为说话做准备,时候一到,话语会自动从嘴里涌出来。忽然有一天,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。不同的是,当我——并非情愿地——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做比较时,罗语词汇睁大了眼睛。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、调皮、突如其来的美。

 村里的方言德语说:风在走;学校的标准德语说:风在吹(wehen),七岁的我听着感觉风在让自己痛(wehen);罗语则说:风在打(vintulbate),你会立刻听到运动的声响:风不是让自己,而是让别人痛。不同语言对停止刮风的表达也大相径庭。德语说:风躺下了,是平坦的、水平的;罗语说:风站住了(vintulastat),是直立的、垂直的。“风”只是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事物时持续换位的一个例子,几乎每个句子都是另外一种视角。罗语眼中的世界如此不同,是因为罗语的词汇不同,这些词汇又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织入语法的网中。

 百合(Lilie),在罗语中是,crin。的Lilie和的crin观察的目光自然是不一样的。人们在德语中和百合女士打交道,在罗语中和百合先生打交道。拥有两种视角的人,二者在头脑中织在一起。百合和百合敞开自己,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着秋千,进对方的身体里去。物体内部会产生一阵,因为它无法清晰地辨认自己了。百合在两种同时奔跑的语言中变成了什么?一个男人脸上的女人鼻子?一片修长淡绿的上腭?一只白手套,还是白色衣领?它散发来与去的气味,还是让我们嗅出超越时间之上的停留?两种语言汇下的百合,通过两种百合视角,碰撞出一个神秘而永无终结的过程。双体百合在大脑中无法停歇,不断讲述着有关自己和世界出人意料的故事。与单语百合相比,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。

 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,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。母语无需作为,它是不经意间产生的一种天赋,在迟来的异域语言打量下,原本天然而唯一的语词世界中,它的偶然悄然闪现。从此,母语不再是事物唯一的栖所,母语词汇也不再是事物唯一的尺度。当然,对个体而言,母语仍然是无法撼动的,即便在外语的观照下被相对化,我们终归还是信任母语的标准。我们知道,这尽管偶然但源于直觉的标准是我们拥有的最安全、最基本的标准,它无偿地将自己提供给嘴,无须有意识地学习。母语像皮肤一样,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,如果被小看、被歧视、甚或被止,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。我从罗马尼亚的一个方言小村走出来,一口学校里学到的寒酸的德语普通话,走进城市的官方语言。和我经历类似的人,会和我感到一样的困顿。来到城市的头两年中,在语言中找一个合适的字眼,往往比在陌生的街区找路还要困难。罗语就像我口袋里的零钱,货架上的商品还没有完全吸引我的目光,它已经不够用来支付了。我要说的话,必须用合适的词语来支付,可是它们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,认识的有限几个在用时又想不起来。

 现在我明白了,将我到自己思考水平之下的这种渐进、这种迟疑,也给了我时间,让我惊羡罗语为事物带来的变样。我知道这是我的幸运。罗语的燕子,rindunica“小排排坐”对我是一个全新的视角,其内涵比德语中的“燕子”要丰富得多。一个鸟的名字,同时也为我们描绘出这样的图景:燕子黑地并排坐在铁丝上。没有接触罗语之前,每个夏天,我都会看到这样的风景。我慨叹人们能如此美丽地称呼燕子。

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越来越意识到,罗语词汇较德语更感,和我的感觉更合拍。不论说话还是写作,我都不愿再失去这变样的两端。虽然我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一句罗语,但它一直伴随着我的文字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它已经走进我的视线,在那里生了,发了芽。

 母语在外语的审视下,其偶然变得清晰可辨,但这并不使母语感觉受伤。相反,将母语置于其他语言的目光之下,会产生一种彻底的公证关系,像成全一份无需努力得来的爱情。我爱自己的母语,从来不是因为它更好,而是因为它与我最亲密。

 遗憾的是,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。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之后,保罗·策兰(PaulCelan)必须面对一个现实,即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。策兰无法抖落身上这冰冷的套索。他人生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德语,这种语言在他大脑中深蒂固,无法剔除。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,策兰也必须将它当做最隐秘的言语障碍保留于心。虽然他是在依第语、罗马尼亚语和俄语环境中长大,后法语成为他日常生活的语言,也无法撼动德语在他心中的地位。乔治·阿瑟·歌德施密特(GeorgesArthurGoldschmidt)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,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。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,他最后的几部德语作品水平之高,令许多德国作家都无法超越。我们可以说,歌德施密特的母语被长期剥夺了。

 许多德语作家微醺于这样的观点,即母语在必要时可以代替其他一切。尽管这必要在他们身上从未发生,他们依然热衷于鼓吹“语言即家园”他们的故乡触手可及,从来无须质疑,他们的家园也从来没有危及过他们的生命。因此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常常会怒我。这些文人有义务将自己与那些逃脱了希特勒刽子手的魔掌,到处颠沛流离的人相联系。在他们身上“语言即家园”浓缩成简单的自我肯定,它仅仅意味着“这世界上还有我存在着”对这些亡者来说“语言即家园”成为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,用话语表达的对自我的坚持。那些脚踩安全的土地,可以自由来去故乡的人大可不必于此费神。从他们嘴里说出这句话,弱化了亡者失去的一切,让他们对自己破碎的存在、孤独和永远无法重拾的自我认同视而不见,只因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。母语的携带不是可能,而是一种必然,除非死后,母语也随之消失。但这又与家园有何相干?  M.iCSxS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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