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国王鞠躬,国王杀人 下章
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二
我要离开花边,走上地毯,那里的脚下是坚实的柏油路,死亡无法从泥土爬上脚踝。我要像城里女人一样涂着红指甲坐火车,穿优雅的蜥蜴头皮鞋走在柏油路上,听鞋底啪嗒啪嗒的声响,像我两次进城看病时见到的那样。虽然我只了解农民,但我无法认同贪婪的庄稼地的生活,无法与映在皮肤上的叶的绿色妥协。我知道,庄稼养育我,只是为了将来吃掉我。它时时处处都在提醒,我们只是未来死亡陈列馆的一个候选人。我不明白,大家为何能安心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一个地方。

 那时我很失败,因为我的行为无法说服自己,我的思想也无法令人信服。我将瞬间片刻打开的隙,不能大到人力所及之物可以填入。我挑战赤身走来的倏忽易逝,却无力找到可以勉强自己顺应世俗的尺度。

 从皮肤中滑出落入虚无令人蒙羞。我曾试图接近周围的环境,让它将我打磨,将我损耗,把我肢解到永远不能复合。现在看起来,当时的行为近乎伦。我渴望“正常的交往”却又将它拒之门外,因为我无法做到对一切听之任之。我迫切需要心如止水,却不知如何才能做到。外在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,我也从未想过讨论这些,但头脑中的“失”则须掩饰。方言中除了形容身体的“慵懒”和精神的“深邃”之外,没有其他词汇,当时没有,我至今也未找到。不是所有事物都有适合它的表达,人们也不总在词语中思考。我就是这样。我对很多事物的思考,无论在村子的方言德语,城里的标准德语,还是罗马尼亚语,无论在西德德语还是东德德语,还是在书本中,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。内心的领域无需言语的覆盖,它将我们带到词语无法驻足之地。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,而言说的冲动总在它身旁淌。只有西方人认为,说话能解决大脑的惑。但说话既不能打理玉米地里的生活,也不能安排柏油路上的生活。不能容忍无意义的事情,我也只在西方看到。

 说话能做什么?如果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失常,词语也会失落。我看到过我曾拥有的词语失落,我敢肯定,那些我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,也会随之一起失落。不存在的会和已存在的一样,终会陨落。我永远不会知道,人们需要多少词语才能完全覆盖额头的失。而当我们为它找到词汇之时,失又匆匆离它们而去。哪些词,须以何种速度备用,并随时与其他词汇替,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?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?思想与思想的交流,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,本来就是两码事。

 尽管如此,表达的愿望依然存在。如果不是一直拥有这样的愿望,我不会想到要为飞廉取名,好用正确的名字去称呼它。如果没有这样的愿望,我也不会因适应环境的尝试失败而使自己陌生化。

 物品于我一向很重要,它们的外形和主人自己的影像一样。要想了解一件物品,只需看它的主人,他们之间密不可分。物品是从人的皮肤剥离的最外层部分,如果它们的生命比主人更长,逝者就会在他们遗留的物件中徜徉。父亲去世后,医院把他的假牙和眼镜转交给我。家中厨房放餐具的一个抽屉里,一直放着几把他的小螺丝刀。父亲在世时,母亲总是嘟囔着叫他拿走,可他死后,螺丝刀在那儿一放又是好几年。这时,厨房抽屉里的螺丝刀不再碍母亲的眼了。主人已不在桌边,至少他的工具可以和餐具放在一起。逝者已去,生者不再拘泥于常规,手下也对他们生出些敬畏。有时我会想,假如父亲能够重新回到桌边,他甚至可以用螺丝刀代替刀叉吃饭也未尝不可。父亲走后,固执的杏树也在院中扭捏着不愿开放。感觉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向外发散,只有少数几件物品会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,毫无道理可言,而且不直截了当。不是假牙和眼镜,而是螺丝刀和杏树一直在提示我们父亲已经不在的事实。我的目光荒谬地走进杏树,望久了,它们又秃又短的枝干,在我的视线中渐渐与小螺丝刀混淆起来。我在张望中长大,但这些东西依然别有用心地纠结在一起,和从前一样。

 柏林不适合杏树的生长,这里太冷。我在柏林并没有想念过杏树,却在不经意间碰到一棵。它紧挨着一座城铁铁路桥,人们一般不会往那儿去。它不属于任何人,顶多属于这个城市。它站在路堤的一个低洼处,树冠与桥栏一般高,离桥栏很远,要想摘到杏枝,得冒点风险弯过身子去拽。每隔几天,我都会路过那里。杏树对我意味着已经远去的一小块村庄,它来到德国的时间比我更久,仿佛当年有些树也厌倦了村子,悄悄从园子里溜走。远走他乡的树像背井离乡的人,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了危险的地方,找到一块不很恰当的土地,在其中一个错误的地方停下来,再也下不了决心继续走下去。通往商店的路两旁都有通道,我可以避开杏树。但既然它存在着,就不可能只去商店。我经常面临选择,是去看树,还是绕道走。我对自己说:去看看它今天是什么样子,或者:它今天该不会让我心烦吧。我去看杏树不为父亲,不为村子,也不为国家——不是乡愁的驱使。树既不是负担也不会减轻负担,它站在那里,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。和杏树在一起时,我脑子里沙沙作响的一半是糖一半是沙。“杏”(aprikosen)这个词很讨巧,听起来像“亲热”(liebkosen)。

 在与杏树无数次的相遇之后,我用剪报粘贴了下面的文字:停车场的猫拖着脚步,五六爪印如合豆荚印上台阶。当年村里我们大嚼歪杏,猫咪竖着鼻子板凳上团团围坐,一双双眼睛玻璃杯一样转动,梦乡里头发呼吸起伏。杏枝张开手臂发烧般冰冷,杏甜甜地伤害着,让我今天还在向停车场的猫们问候着。我并不指望这首诗能最终解释有关杏树的事情,它既不能否定也无法证明杏树问题对我的困扰。既然糖于我一半是沙子,并非我自己的文字,而是亚历山大·沃纳(AlexandruVona)那信手拈来的简洁而充诗意惊怵的句子帮了我的忙:“我想象那飞速的记忆宫,它如此包罗万象,却只需要分秒,不论是持续一整天的内容,或甚是已被压缩的记忆?问题原本很简单:时间要去哪里?其实我们需要的,仅只是再次体验它为我们留下的那一点点东西?”

 我在事物面前曾无缘无故认生的地方,总会折返回来。事物在自我重复中找到我。亚历山大·沃纳写道:“事物有一种咄咄人的出场,我不明了其意图。”帽子具有一种无目的的潜伏,在主人不经意间,秘密悄悄溜进头发和丝绸衬里之间。人们戴着帽子干活的时候,虽然不能完全确定,但我能感觉出那里面藏着秘密。因此“帽”并不一定表示行礼致意,它更可能意味着“亮出前额”帽子摘下时,里面的白色丝绸衬里会出来——帽子可以是带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。一次,两个秘密警察来工厂找我,两人同时摘下皮帽子,脑袋中间,头发蓬蓬地向上着——大脑使头发立起来,想让它们离开头颅,我看见它就蹲伏在衬里上。两人傲慢无礼,行为鄙,只有白色衬里使他们显得可怜无助。这白色的光芒使我感到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,让我在内心能够摆他们,生出许多大胆的想法,他们却无从得知是什么在保护我。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些小诗,我在心里默念,仿佛从丝绸衬里中读出。两人的脖子一副老相,面部沧桑。他们自认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权,其实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且不自知。我的小诗在白色衬里站立的地方,就是他们头颅的灵位。

 我喜欢戴帽子的人,因为帽子一旦摘下,大脑就得亮出来。一直以来,我在人们帽的瞬间都会低下目光,不去看,否则看到的东西太多。我永远不会给自己买一个有白色衬里的头部遮蔽物,否则我的太阳会跳个不停,因为它会立刻让我想到,在帽子的衬里面前,头无所隐瞒,它在每一顶帽子面前都没有秘密。

 我可以说出这一切:杏树也好,帽子的白色衬里也罢,但我无法用词语解释它们在大脑中的作为。词语被裁剪过,甚至被裁剪得很精确,用于说话。它们只为说话而存在。对于我,它们也为写作而存在。但杏树的螺丝刀枝条和大脑帽子,是词语无法理解的,它们没有能力做思想的代表。

 读书或写作也都于事无补。如果有人问我,为什么你认为这本书严肃,而另外一本却肤浅。我只能回答,那要看它在大脑中引发失的密度,那些立刻将我的思想吸引、词语却无法驻足之处的密度。文章中这样的地方越多,就越严肃,这样的地方越少,就越平庸。一直以来,我评价一篇文字的优劣仅此一个标准。每一个好句子都会使大脑无声地失,把读者带到一个它所释放的内容迥异于词语之表达的地方。如果说一本书改变了我,那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。尽管大家总是强调诗歌与散文的不同,但在这个问题上,二者没有区别。散文同样要遵循这个密度,只不过它因篇幅不同所采用的方式也不同。经常举办诗歌朗读会的布鲁诺·甘茨(BrunoGanz)曾在一次采访中说:“是的,诗歌中每一个句子都能展开一片广阔的空间,并超越词汇赋予它的意义。每句诗行又以奇特的方式和下一行叠加,如此不断构造出新的空间。线的散文则以论证方式出现,经常需要运用换位、垂直和异常独特的移位。在我看来,诗歌处于一个被空气包裹的巨大空间,它比词语直接表述的内涵更广,更能打动人。”布鲁诺·甘茨非常贴切地描绘出读者被文字吸引的情形,只不过它针对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形式。散文有时也会像玻璃一样清晰走来,汉娜·克拉尔(HannaKrall)就是很好的例子:“他们把她从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带到奥斯维辛,隔离起来。三个月后,因为她丈夫在茅特豪森等着,只好放她出来。她在月台上找到门格勒医生,希望能允许她在列车上做护理?门格勒医生优雅、有礼,在站台上简单地做了个测试:‘你知道怎么区别动脉出血和静脉出血吗?’他问,这个她知道,她曾在犹太人聚居区的伤寒诊所学过。门格勒又问,‘人一分钟呼吸几次?’这个问题难住了她,‘心脏一分钟跳几下?’医生像个通情达理的教授,不愿看到学生考试不及格。‘要看情况,’她回答,‘看他是否感到害怕,和害怕的程度。’门格勒医生大笑起来。这时她看见他门牙上有个,她记起护理课上讲过,这样一个牙叫做先天牙体间隙。”汉娜·克拉尔的记录保留了口述语气,其笔触含冷峻的精准和敏锐的平静。  m.IcsXs.COM
上章 国王鞠躬,国王杀人 下章